1950年初，毛泽东在跟斯大林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还决定在新疆创办金属、石油、民用航空3个合营公司。不久以后，苏联总领事请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王震去具体商谈签订合资合作协议事宜。
苏方很乐意在新疆建立合资合作企业，但考虑到新疆基础条件太差、各方面能力很有限，他们提出最好是把合资的钢铁厂、炼油厂、纺织厂等大型企业建在靠近边界的苏联一侧；合资合作开釆石油和铁矿，由苏联以很低的价格购买土地、油田和矿山，由中方负责提供劳力开采，把原油和矿石运到苏联冶炼加工；两国共同修建新疆铁路，同西伯利亚大铁路直接接轨，但因中苏两国的铁路标准不同，整个新疆铁路轨距标准必须按苏联铁路标准修建，才能接轨。
王震越听越生气：这哪里是援助中国建设，分明是敲竹杠，要中国出钱出力还要出卖主权，绝对不行！时任新疆分局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邓力群也很生气，他逐条驳斥了苏方的苛刻条件和无理要求。苏方也很强硬，坚决不肯让步，王震终于火了，他直接拍了桌子：“老子打了一辈子的仗，现在我们胜利了，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决不签订卖国条约！”
苏联总领事也拿出王牌吓唬王震：“这是我们中央的意思，我要向党中央报告！”
王震哪吃这一套，他更加严厉地说：“就是当着斯大林同志的面，我也不同意，也决不签这个字！”
不久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召王震进京面谈。毛主席笑着对王震说：“胡子呀，你酒醉了才说这话吧？不酒醉还说不出这话。你没有签这个字就好！看来搞外交还得有几个武将。现在搞经济建设，就要学会跟老大哥打交道，跟各种各样的朋友打交道。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得靠我们自己，不仅要会打仗，还要学会做生意，会谈判、会碰杯。”
周恩来也笑着说：“胡子， 你坚持原则是对的， 就是太激动了。”
王震说：“我承认自己太激动了，如果苏方遵守两国政府协议，不提苛刻条件，我们还可以再好好谈谈，但万一谈不成，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你跟总理商量商量，想想别的办法。”
周恩来说：“主席在莫斯科的时候曾指示我们，对苏贸易要‘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主席要你们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好事，一定要把新疆建设好，办法不妨多些。”
王震马上心领神会，他大胆地提出：“是不是可以从别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此后王震用消灭马步芳缴获的一批尚未上交的金子，通过在广东的叶剑英帮忙，从香港引进了日本、英国、西德、瑞士等国的纺织、冶金、发电、米面加工等一批急需的先进技术设备。
王震在对外引进上勇于第一个“吃螃蟹”，在当时难免引起争议：新中国刚成立，最需要的就是先进技术设备，新疆从香港买进那么多好机器，谁不羡慕？再加上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前方正在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者激战，王震竟敢拿缴获的黄金从这些国家买机器做生意，这还了得？当时告王震状的人很多，王震虽然很生气，却不愿给党中央和毛泽东添麻烦，他觉得自己是给新疆各族人民办好事，问心无愧。
但令王震没想到的是，因为他在牧区改革反霸问题上过急了一些，加上对外引进问题上得罪了不少人，1952年，他和新疆分局被错误批判，他被撤销了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的职务。
更令人痛心的是，新疆许多重要建设项目，即使是即将完工投产的急需项目，都被说成“建设不当”，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强令停办，许多新买新装的机器设备“暴尸荒野”，将士们节衣缩食的血汗钱付之东流，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广大将士和各民族干部中造成的严重伤害和思想混乱，更是无法估量。
王震被撤职后，怀着满腔悲愤离开新疆，他刚到兰州就突然胃出血，一次大便出血达2000CC，被送到西北军区总医院抢救。有些同志来看望王震时，他感叹道：“我现在才知道，周瑜为什么会被气死！”
王震晚年时，曾有人问他：“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点头，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买那么多外国设备，叶帅也不会帮那么大忙呀！为什么那么多人还要兴师责难您呢？”
王震语重心长地回答说：“这些事都过去很久了，中央已经作出正确结论。那些批判我的同志也都是好同志，许多事情不必搞得那么清楚那么细，要朝前看。我们个人的委屈算什么？党的团结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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